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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妮妮:日本文化也讲情与义,但在中国人看来总觉得哪里画风不对?

【文/潘妮妮】

“义理”这个词,确实在日本的大众语言中还是长期存在的,一直在使用。比如我们可能熟知的公公婆婆、岳父岳母,是“义理的父母”;可能对于年轻的观众来说,更熟悉的是经常出现在动画里的“义理巧克力”。情人节时看到喜欢的女孩送你巧克力,特别高兴是吧?结果对方跟你讲,“这个是义理巧克力”。也就是说,“这不是我的本命巧克力,本命巧克力是送给隔壁那帅哥的,你这个是义理巧克力。

那么,“义理”放在日本大众的意识形态当中,到底是个什么意思?一般来说,当我们研究者谈义理的时候,会用本尼迪克特的《菊与刀》里的一个概念来解释。

当年美军登陆日本之后,遇到过一个对他来说特别困扰的事情。鉴于在外岛其他战场上,日军抵抗得非常厉害,本来美军都做好了日本人坚决抵抗的准备,结果看到日本人夹道欢迎、日本的政治家非常的恭顺。美国人就懵了。

为了让美国更好地改造、管理、占领日本,本尼迪克特的工作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解释这个问题。所以本尼迪克特就说,日本有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,叫“义理”与“人情”。义理其实是两个东西:一方面,别人对你有恩,你就必须要报答,它跟你的想法没关系;另一方面,就是担心自己的名誉受到损毁。说句老实话,难道美国人就不报答别人的恩情,就不担心自己的名誉受到损毁?所以我觉得这种定义还是有一点问题的。

如果说有这种矛盾和纠结的话,中国其实更多。

中国人讲“忠孝不能两全”,非常的纠结。但是我们明显可以看到,它与义理、人情之间是不一样的。中国“忠孝不能两全”中的孝是私人感情,而忠是对公共的、对国家的更大范畴的感情,要从两者中舍弃一个;但是义理和人情,人情是对自己、对家人的一些私人感情,而义理本身也是对私人的一种感情,是对主人、恩人的感情,是个人对个人的,显然这与忠孝不太一样。

日本现代的改革维新其实是不彻底的,它只有政治上的革命,但没有社会上的革命,于是义理的生命随之延续。可能让我们联想到的一个很典型的问题,就是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。

日本有位非常伟大的学者,叫作丸山真男。他认为,日本近代化的过程太快了,而且完全是一个小部分精英主导的近代化体系,所以就导致了在近代社会当中,很多日本人并没有树立起一个近代所需要的主体意识。

丸山真男说过,德国___的邪恶,在于这帮人有明确的邪恶的意志——我想干什么事,所以我才这么干;而日本人发动战争这么严重、邪恶的事情,其实他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干嘛,都是一种____,你问他们责任是什么,每个人都说“我的责任是忠于天皇”。所以这是一个“无责任的体系”,同时也会变成一个推卸责任的体系,丸山真男认为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事情。

我们今天看到很多日本企业出事,大家都出来集体谢罪,全给你鞠躬,然而核心责任,找不到人承担。这里面也会看到传统封建时代“义理”的影响。因为封建等级制的影响,接受义理的人并没有很认真地思考“为什么我要接受这个义理”,他仅仅觉得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恩情,所以我是必须去接受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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